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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工作

• 撰写《理想与现实之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方向的初步确立（1922–1932）》

• “川盐除钡”选题的研究 ⏸️

• 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 研究意义

  • 文献综述

  • 研究思路（需要进一步构思）

已规划的工作

• 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思想（这些思想都来自19–20世纪初赫胥黎等英国科学家关于科学的见解）
  • 阅读《科学概论（李书华）》《科学概论（上，任鸿隽）》《中国科学20年》《中国科学化问题》等书籍

  • 阅读《科学》《中国建设》、科玄论战等文本

• 对比日本科学化模式，阅读 The 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

理想与现实之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方向的初步确立（1922–1932）

192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开启了中国私立化学工业研究之始。成立初期，黄海社希望承担起奠定中国科学应用基础的责任，但是很快陷入工作庞杂，漫无目标的境地。在考虑国家状况、自身实力和轻重缓急之后，黄海社选择将最关乎国计民生的化工问题作为研究方向，将轻金属、肥料、菌学和水溶性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回应国家对于国防工业、农业、农产制造和化工医药的迫切需求。黄海社之后最拿得出手的微生物学和盐类研究自此开始。

这一选题方向的修正标志着黄海社研究工作走上正轨，因为从之后的1928年起，《黄海化学工业调查研究报告》才开始出版，外界对于黄海社的研究委托才日渐增多。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黄海社如何通过选题的修改走上了正途，这是黄海社的关键转折。学术意义是明确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在真正办研究机构时，如何应对现实的冲击，怎样积累经验开展研究的。

一、最初的理想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前身是久大精盐公司的化学研究室。1915年，久大精盐公司在塘沽建厂后就设立了专从事化学研究的一间研究室。这间不算大的研究室宽约一丈，配备有蒸馏、干燥、测量、天平等器具，负责研究盐厂的精盐，和副产品的处理与应用，审定产品的包装材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概况及章程》，1931，p. 1）。这间研究室，或者说这间实验室更合适，承担的工作离研究还甚远，因为它的工作只包含极弱的创造性，从它的器材来看，当然这段回忆性的文字也是这样记载的，它只能开展简单的检验工作，以确保精盐符合生产要求，设计精盐的包装，让产品能够经受运输和分销商的折磨，以及想办法利用副产物创造新的收入。总之，它的工作是精盐生产的一环，它的一切都为公司的经济利益服务。

研究室的职能在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它逐渐从生产食盐的工业环节脱出，开始将研究范围转向食盐的利用——制碱，后者成为当时研究的中心问题（《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概况及章程》，1931，p. 1）。可以理解，相比简单的产品化验，制碱要花费更多精力，这时研究室已经具有一些研究的色彩。此时，范旭东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制碱吸引。1917年10月，永利制碱公司成立。11月范旭东得到景韬白、张岱杉、李宾四等支持，筹备永利制碱公司，筹得5000元和吴次伯、王小徐、陈调甫等人用海盐制得9公斤纯碱，决定在塘沽设厂。

1918–1920年间，永利公司的主要工作是申请工业用盐免税权和建设工厂。1920年，永利制碱公司召开第一届股东会，范旭东当选为总经理（陈歆文，《范旭东、侯德榜传》，p. 302）。

1920年，研究室扩建，这座新型的化学研究室坐落于盐厂附近，由分析化学研究室、工业化学研究室、动力室和图书馆组成（方心芳，《黄海三十年》，《孙学悟：文史资料第四辑》，p. 131），购买各国专门书籍和杂志，这次扩建总共花费了超过10万元「根据1918年的汇率，10万元约等于62160美元，考虑通胀相当于2025年的113.75万美元，约等于823万人民币？」（《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概况及章程》，1931，p. 1）。扩建后的研究室拥有了独立的场所，分析化学研究室听起来从事的仍是化验工作，工业化学研究室、动力研究室似乎拥有较模糊的定位。研究室的研究属性的到了形式上的加强。

陈调甫（字德元）是范旭东的亲密合伙人，他为永利公司筹备和初期的经营展现了高度的热情，花了很大的功夫，经常与范旭东通过书信交流。他回忆“永利建厂时期，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他（范旭东）感觉到科学研究对发展企业的重要性”（陈调甫，《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孙学悟文史》，p. 106）。

此时永利的事业可以说并不顺利，首先，合伙人王小徐对永利的事业表现被动，他在上海经营一家机器制造厂，1918年永利被批准免税时，他不肯去天津商事，直到吴次伯向王承诺永利所有机器由其承包制造，他才同意北上（档案，1918，p. 4）。1919年，他对永利事业失去兴趣，不愿再协助永利的事业/（档案，1919， p. 21）。其次，原定设计工厂的工程师拖延工期，1919年3月，永利公司曾与Alexander·李诺特·窦凡尔签订合同，永利以12000元购买窦的专利使用权和碱厂设计与生产指导服务，约定碱厂于年底建成投产。可是窦因为事物繁忙，没能如期协助永利建设工厂。最后，1919年部分投资者希望分得股份官息，即无论公司是否盈利，投资人按期获得的股份利息，范旭东认为官息不适用于新式企业，经过他的斡旋，股东方才不再纠缠。直到1920年，永利的筹划工作才在范旭东、陈调甫等人的热心行动之下才稍有眉目。

同人消极、外援冷漠、投资人对于利益热切，范旭东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1922年，34岁的孙学悟在开滦煤矿任总化学师。经范源廉的引荐，范旭东知道了此人。该年春，范旭东邀请孙学悟前来主持工作，拟定新机构的名称和社章（档案，p. 520），形成了一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组织大纲》（孙世杰，《孙学悟》，p. 57），于7月6日发信给孙学悟，正式邀请其出任黄海社主任。原文如下：

颖川先生大鉴，敬启者：
　　塘沽久大工厂附设之化学室，现经决定资本年七月起改由弟私人出资经营，拟聘足下为主任，从事研究。即希早日驾临，是盼。此颂大安
范锐（民国）十一年七月六日
孙世杰，《孙学悟》，p. 42

8月，研究室正式独立，成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孙学悟担当主任，张承隆担当副主任。

成立前后，范旭东写下了手稿说明成立黄海社的原因，即《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缘起》（孙世杰，《孙学悟》，p. 233）「缘起是类佛教用语」。这份手稿反映了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工业现状的思考，和对黄海社的希冀。范旭东认为振兴工业是众多补救中国途径中最重要的，学术是近世工业的根基，研究是探究学术的途径，因此研究和学术是需要最先发展的。他批评中国旧工业墨守成规不知改良、学习工业的人只知道原理和名词而不知道应用和名词的实物、学习工科的留学生知道外国情形却不了解国内的事物。认为要想发展工业和学术，就需要让研究者和学者密切接触工业，黄海社就是这样的地方。他将黄海社定位为塘沽的工业学术枢纽，中国的工业学术世界，使黄海社仿照欧美先进国家的模式，开展成体系的研究（孙世杰，《孙学悟》，p. 233）。这段极富理想主义的宣言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其一，范旭东将研究和学术摆在了最优先和最重要的位置，认为此为工业的根基；其二，他想黄海社打造为一个革命性的机构，不仅要让研究者接触化学工业，而且要使黄海社成为中国化学工业学术的榜样。事后来看，黄海社早期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永利公司解决制碱技术上的难题，依稀从事“学术上的”研究，这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马上会对范旭东予以回应。

成立之后，最大的变革就是黄海社不再从行政上依附于久大公司。8月起，黄海社的经费开始由范旭东捐助，资金来自其久大公司创始人酬金。原研究室的房屋、设备全部移借给黄海社。仿照欧美研究室的制度和办法，修订了新的社章。1924年，永利公司的创始人将报酬金（每年净利润的5%）全部捐给黄海社，一部分作为日常开支，一部分储蓄起来作为基金。

孙学悟等人对于黄海社要开展什么研究、怎样开展研究没有太多头绪，？黄海社研究人员拥有选题的自由，凡是在黄海社“理想所许之范围内”的研究都可以进行。希望“各尽其兴，各竭其能，期以时日，而不求近功，在此信念之下，以创造本社之新生命”。

（1922–1928年，黄海社的成就如何，资金如何，人员如何，组织架构如何。 ）

二、科玄论战与科学化思潮

孙学悟的思想如何，范旭东的思想如何，有什么变化

三、战争来袭

战争情况，国家有没有强调要发展国防工业，其实看到战争也应该能联想到国防

铝是重要的航空材料

三、研究之困

有哪些研究，有没有和理想吻合？

四、新的思想和新的选题

改良社务

未编排信息

张承隆（张子丰），黄海社副主任（后为副社长），北平清华大学理科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在清华修业时是孙学悟的同学（孙世杰，《黄海钩沉》，p. 55）。

黄海社在1928年就注意到治铝工业的重要性。 当时使用复州粘土作试验原料。后来因为地质调查所在山东博山发现大量铝土页岩，储量丰富，又改用这种矿物为原料，细心研究。经过多次挫折，终于在1934年完成了提制氧化铝的初步工作。接着又进一步研究电解法制金属铝。工作经年，终于看到了我困第一份金属铝的试制样品。

第二种冶铝原料是矾石。这项研究曾和铝士页岩的研究同时并进。以矾石为原料的优点是提制氧化铝以外，还有硫酸盐和钾盐为副产。经过不断努力，到1937 年春天，对于矾石的综合利用，包括石灰法、氨法、碳酸钾种种方法，都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另外， 地质调查所采集了庐江矿样 163份和平阳矿样70份， 均由黄海社做了全分析。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概要》，方心芳、魏文德、赵博泉

“川盐除钡”选题的研究

核心问题

“川盐除钡”反映了黄海社怎样的科研选题、研究和应用过程。

名词解释

弊病：食用乐山、犍为一带盐后，四肢麻痹、心脏停跳致死的症状。黄海社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地盐含有大量氯化钡，人食用氯化钡会导致“兰克氏麻痹”，解决方案是在工序中添加硫酸钠使钡元素沉淀。黄海社通过和政府合作根除了当地食盐的含钡问题。

史实梳理

最晚于1939年1月，永利已经出现明显的“弊病”案例，3月至8月，团体内医院接收65名此症状患者，男性壮年患者居多。9月30日，赵文珉发表《犍乐盐产之特点》，介绍犍乐盐含氯化钡的情况、氯化钡中毒的现象，推测这可能是导致匍病的原因。10月有8人患病，经过张选帅、陈作绳两位大夫的治疗均痊愈。11月30日，张选帅医生发表《兰克氏麻痹》（Landry’s Paralysis）介绍弊病的直接原因是“下段运动神经受毒”，但没有提到盐中含钡这一根本原因。「根据《海王》（1939.3.30–1949.4.20）梳理」

小结

未知黄海社何人最先提出选题，猜测由永利或黄海的医生最先调查研究，黄海社赵文珉最早公开猜测病因是盐中含钡。

Q&A

久大精盐公司是永利、黄海的兄弟企业，后者食盐应该取自前者，为什么会吃犍乐盐？

久大与当地盐商达成协议，只对外售盐，不挤占既有盐商利益。久大利用自贡自流井资源制盐，距离永利、久大所处的乐山五通桥还有段距离。

梳理既有研究的信息

根据王海燕的《抗战时期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对川盐提钡的研究与实践》，黄海社赵文珉于1939年9月首次公开发表文章，指出犍为、乐山的盐卤含有有毒的氯化钡，并怀疑当地流行的“痹病”可能源于氯化钡的慢性中毒。：

犍为、乐山两区之产品，除一般杂质外，亦含有毒性之氯化钡，取犍、乐盐区样品测氯化钡含量……凡能溶解于水或稀盐酸之钡盐如氯化钡、硝酸钡、碳酸钡等，均能发生毒性……犍、乐一带有名之痹病，是否因食盐中氯化钡之慢性中毒，尚待医界之考证。

赵文珉. 犍乐盐产之特点 [J]. 海王 , 1939, （2）: 10-11.

至于赵为何分析犍乐盐产，王的叙述是：

1938 年黄海社落脚四川五通桥后，当地医院积极配合，从痹病患者的食品中收集样品，进行分析，同时着手调查犍、乐盐场盐卤的分布、制盐的现状和盐卤的成分。

该文

黄海社与什么医院合作收集样品，文章没有交代，且未给出参考文献。

根据孙世杰编《黄海钩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社长孙学悟》，最早关注“弊病”问题的是孙学悟：

当时，曾流传这样一个关于孙学悟了解弊病的故事：有一次，从乐山一带传来消息，说有人患弊病了，孙学悟决定去看看……那家人告诉孙学悟，死者是吃了蛋炒饭以后就开始得病的。孙学悟把做蛋炒饭的各种食材和调料带回黄海社，经过化验，找到了病源。原来，蛋炒饭里放了川盐，而川盐中含有大量的钡元素 ，这钡可是有剧毒的呀！

该书

考虑到该书信息的真实性普遍存疑，因此既有研究都没有“川盐除钡”选题的具体线索。

梳理《海王》中的线索

“永久黄”1937年从天津整体迁至后方，《海王》遂于1937年停刊，直到1939年才复刊。而此前1938年黄海社已经搬迁至乐山五通桥，因此《海王》对这段历史的反映是不完全的。

1939年3月30日，“东风”在《介绍乐山县》中首次提及“乐山盐”，介绍了该县的主要盐产地。

1939年4月20日，家常琐事曾报道过，许重五博士是一个医生：

阎幼甫先生的手疾经许重五博士打针后，已渐见功效。

1939年5月20日，“藤”的《介绍犍为县》介绍了犍为县盐的年产量。这表明团体当时已开展犍乐两地的资源调查，但尚未就川盐含钡问题有何结论。家常琐事继续介绍许重五博士的线索：

许重五博士，因抗战以来西药奇涨，不独现金外溢。而且一般的病人简直无力就医，乃竭力研究代用品。

许重五博士疑似为团体内人员。

1939年5月30日，许重五发表《四川蛔虫病之可惊》，介绍自己8月13日淞沪会战参加过野战病院，1938年秋到成都寄食在了甫橙纪念医院检验室约半年。他发现医院粪便样品含油蛔虫卵的比例高于80%，远高于沪、汉、湘野战医院的比例（20%）。

1939年7月20日，家常琐事记载：

前调黄海服务之赵文珉鲁波两先生，现又奉命回厂工作。又吴京先生调运输处，即将赴昆明协助运输。
赵文珉先生偕地质调查所丁子俊先生于七七赴雅安考察。

这说明赵文珉之前可能是盐场或碱厂的工作人员，此时他已经回到厂里。

1939年7月30日，赵如晏、章怀西的《五通桥盐卤的精制试验》介绍了试验的目的是获取高纯度的盐，避免杂质影响“亚母尼亚”法制碱的品质：

原卤之化学处理，按原卤分析结果，加以芒硝、石灰、碳酸钠等，使卤中所含钡、镁、钙等杂质，变为硫酸钡、氢氧化镁、碳酸钙等不溶性盐除去之。

这说明，此时团体已经有意识地用芒硝去除盐卤中的氯化钡了，何时分析的盐卤？

1939年9月30日，赵文珉发表《犍乐盐产之特点》，介绍犍乐盐含氯化钡的情况、氯化钡中毒的现象，推测这可能是导致匍病的原因。

1939年10月30日和x月x日，陈作绳、任洵、许重五发表《五通桥盐区医院治疗弊（Pa）病之经过》，介绍了“本院”治疗弊病的概况：

本院自成立后，求诊者日多，弊病随之而来，先后四个月之中，已治疗七十人以上。其中病情轻重不同，各省人都有，（始闻仅外方人患此者实则不然。）所经治疗者皆属男性壮年，女性亦有一二人。其中经治疗而仍未获救者三人。所有各病人临床记录，择其主要者分别报告。

这份报告介绍了病患的病况、治疗、复发

1939年11月20日，家常琐事记载：

犍乐一带的弊（Pa）病，大家觉得头痛，医师对之亦尚未获得正确之理解；十月份川厂患弊病者有八人之多，经张陈二位大夫治疗已获痊愈。

这表明此前弊病已经危及到了团体成员的生命，且团体医院的医生正在实施诊疗。

1939年11月30日，张选帅发表《兰克氏麻痹》（Landry’s Paralysis）首先介绍弊病在永利川厂的兴起：

本年一月初到川厂工作时，同人咸以此最稀奇，最可怕，病起特突，死亡特快，他处所罕见，而此间最流行之痹（音怕平声）病以相询，只以彼时未见其病，故未敢置答，及至三月间，即有陆续抬来就诊者，截至八月底计六个月内，共诊六十五人，经详细检查。始知该病即兰克氏麻痹，今将个人数月之经验及摘取各书之记载，拉杂成篇，以启同人。

这说明自1939年1月起，团体内部就有人听说或换上了弊病，作者可能正是上期提及的张大夫，只是它属于团体或外部未知。他在文章中介绍了该病的定义、病因、病理解剖、病状、治法，病因中解释该病由“下段运动神经受毒所致”，但没有提到盐中所含的氯化钡，考虑到《海王》之前发表的文章，作者应该已经知晓有人将病因与后者相联系，他可能是出于严谨的态度没有表明认可。如果该大夫在团体内服务，那么这是一个“永久黄”多部门协调研究的例子。

1940年1月10日，赵如晏发表《五通桥食盐含钡之调查及其去除办法》介绍了五通桥一带食盐的氯化钡含量，提出芒硝去除的方法，并呼吁卫生室广加宣传，食盐进厂检查化验后添加硝粉再进行贩卖。

1940年2月10日，赵博泉发表《解除食盐内毒质之意见》，介绍了用芒硝除钡的简易方法，提倡制盐引入该工序。他表达了对改变既有工序，来自旧盐商阻力的担忧。

1940年4月20日，王薄？政发表《盐水之清净》，提到1935年《四川精盐分析报告》，但在介绍应去除的物质时，未将氯化钡列入。

许重五信息的调查

许重五，湖南人，民国十一年七月一日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科专业「上海文献汇编编委会编. 《上海文献汇编 文化卷 24》 2013，p. 179」，曾留学德国，是黄海社的一员「张维编. 《方成传》 2012，p. 29」，其弟为永利公司的高级职员「来自 方成著. 《方成全集 第12册》 2019，p. 37」。1942年黄海社的人员名录显示，他是名誉研究员「杜澄，李伯聪主编. 《工程研究 第1卷 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04， p. 189」。1942年在《同济医学》发表《岷江流域疟疾传布之情况》「8(2、3):83, 1942」。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永久黄”团体

核心问题

“永久黄”团体是如何协调工业生产、学术研究和社会责任的

研究意义

对于缺乏现代工业基础的近代中国而言，缺乏化工原料盐和碱，堪称当时的“卡脖子”难题。“永久黄”团体（1914–1949）的久大精盐和红三角牌纯碱疏解了这一问题。“永久黄”团体缔造了一个化工帝国：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行销全国；永利公司利用改良制碱方法和久大制盐优势，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优价廉，远销海外；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开展急需的化工研究和本地化的化工研究，在微生物、冶金、无机和有机化学方面成绩显著。“永久黄”是一个完全由知识分子掌控的化工团体，它为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战时一个完全由知识分子经营且相对独立的中国化学工业团体。

文献综述

1. 博士学位论文。邸彦莉的博士学位论文《实业救国的理想与实践：“永久黄”团体历史研究》从实业救国的视角，通过“永久黄”团体的发展历程，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坎坷命运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境界。该研究介绍了“永久黄”的资金筹措、福利建设、人才培养、组织人事、商业竞争等；分析了范旭东、李烛尘和侯德榜的思想来源，与他们的世界观、政治观、科学理念、经营意识和高尚品德等；利用范旭东和孙学悟等人的文章，分析了“永久黄”如何将企业发展和科研融合；通过《海王》分析了“永久黄”的精神建设。邸彦莉总结“永久黄”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救国，将“永久黄”的“实业救国理想”没有实现，必然地归因于“永久黄”核心人物“不问政治”，忽视了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先行条件。叶青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制碱技术的历史考察》，详细介绍了范旭东引进索尔维法的背景和过程，和他前瞻性的技术管理方式——废除工头制，由技术人员领导；实行8小时工作制，给予员工丰厚福利。介绍了永利技术人员的分层管理模式：通过现场实习、出国进修和短期赴外考察学习培养高级高级技术人员，通过艺徒班、培训班和工读班培养中、低级技术人员。简要介绍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的原因和作用。简要分析了《海王》的主要内容和索尔维法引进中侯德榜等人发表的学术成果。详细介绍了侯氏碱法产生和发展的世纪情况，展示了侯氏碱法如何被包装成强国的标志，进而被曲解。作者引述任鸿隽的观点，将范旭东和侯德榜评价为“身在工业，心在学术”，希望通过工业发展科学，增进科学智识造福人类的人，这区别于其他将科学作为生产工具盈利，通过科学取得工业进步的人。最后，作者将救国定义为“提⾼国⼒的实际⾏动”，他认为索尔维法引入的过程体现了救国目标下的科学活动，科学与实业共生但为超出实业；侯氏碱法的产生是科学和实业的交叉结合，科学和实业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两种成果都是救国的实践。李健英的博士学位论文《部门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永利模式》从经济史的视角探究了“永久黄”内部门间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如何促成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和扩散。这篇论文极大地肯定了范旭东在维系“永久黄”创新和经营中的作用，提出范旭东构建的“集团创新平台”（或“技术创新道路”）让集团成为拥有国外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

2. 硕士学位论文。闵世勇的硕士学位论文《工业科研的先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介了黄海社的建立和发展历程，认为黄海社推动了国内工业进步和经济发展，引导形成了中国现代的工业科研体制。郭世杰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工业研究的先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案例研究》罗列和简要分析了黄海社人员的信息，归纳了黄海社的研究内容。作者引用孙学悟《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入川后工作报告》认为黄海社的科研特点是面向国计民生。简要总结了黄海社的资金来源，认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资助和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在30年代黄海社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抗战时期黄海社主要依靠永利和久大的微薄资助。根据李约瑟的论述和前述内容，作者认为黄海社模仿了美国梅隆研究院的模式，是工业研究奖助基金制在中国的开端。刘胜的硕士学位论文《久大精盐公司研究》从盐政改革的视角介绍了范旭东创办精盐公司的背景，简要介绍了久大的资金来源，生产情况，和旧盐商的商战经过，永利、永裕、黄海的成立，抗日战争时期久大的内迁和战后恢复，久大的“四大信条”和其以人为本的新型管理制度。赵淑婷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内迁民营科研机构研究 ——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社为中心》简要描述了黄海社内迁的经过和后方科研成果。苏鼎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与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发展》强调了留学生对于永利的重要性。王战军的硕士学位论文《侯德榜对中国制碱工业的贡献及启示研究》简要介绍了侯德榜的生平和主要学术贡献。朱莎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纯碱工业的历史形成》简要回顾了永利碱厂的成立和发展。贾广宁的硕士学位论文《政企关系与企业发展：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中心的考察（1917–1945）》，回顾了北洋政府时期永利相对独立的创业过程、抗战前十年永利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抗战爆发后永利和政府的深度结合与分裂，从经济史的视角分析了永利和政府的关系。张艳红的硕士学位论文《“永久黄”团体的《海王》旬刊研究 （1934–1937）》简要罗列了1934–1937年间《海王》的作者和内容，以及其传播的应用化学知识。岳瑾明的硕士学位论文《久大精盐公司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1914–1936）》简要介绍了久大的成立背景和经过，久大和其他盐商、军阀、政府间互动的案例。金节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永利公司看民国前期银企关系1917–1937》认为永利公司和银行间互相依赖，但是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作者简要回顾了永利各时期的资金状况，关注永利和银行团体的关系，将永利和恒源纱厂进行对比，认为永利管理和财务的状况更好。

3. 专著。

   《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陈歆⽂、周嘉华著）
   《中国化学工业奠基者：「永久黄」团体研究》（赵津、李健英著）……
   

4. 期刊论文。

   《抗战时期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对川盐浓卤技术的研究》（王海燕、郭世荣）
   《从科学到工业的开路先锋》（郭世杰）……
   

5. 永利化工自编史料。

   《钩沉：「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天津碱厂志》《天津碱厂七十年》
   《红三角的辉煌》《天滓碱厂科技发展史略》
   

   2018年1月11日–2024年6月11日，永利化工在《经营与管理》上发表《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与“永久黄”团体》系列文章共78篇，内容与《钩沉：「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完全一致。

6. “永久黄”人物传记。

   《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侯德榜传》（陈歆文、李祉川著）
   《黄海钩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社长孙学悟》（孙世杰等著）……
   

7. 文学作品。

   《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 1937–1952》
   《小城之远：五通桥的历史记忆》（龚静染著）
   

研究思路

1.梳理“永久黄”核心人物范旭东（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侯德榜（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孙学悟（哈佛大学化学专业）、李烛尘（东京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等人的思想，他们的所思所行决定了团体的决策与行为。2.梳理“永久黄”科学研究相关和维持独立性的关键事件（四川钡盐等选题「先」、开办黄海社、向国民政府借款「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向范旭东贷款300万元，企图吞并“永久黄”」、“十厂”计划「1943年，范旭东制定的兴建10个化工厂的计划」、附设哲学研究部「1946年，黄海社创办附设哲学研究部，聘请熊十力担任主任，目的是」等）的情况，主要关注以往研究未关注的团体内部讨论和决策。3.对团体所培养的人才进行个案研究（选取大约3个典型的人「大约3节？」，如方心芳等，人才培养是否服务于研究需求、企业布局），他们可能会同时属于多个组织（如四川时期黄海社社员会被借调到其他工厂、组织协助研究和生产），他们对于团体有什么看法，根据以往的研究，团体成员对“永久黄”拥有较强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从何而来？4.通过《海王》刻画团体的氛围，可以回答这种氛围是什么样的，是否利于研究和生产（非核心人员如何影响了决策和生产、研究）「未知」。5.比较同时期国内的其他化工团体或研究机构（如吴蕴初团体、北平研究院等），讨论他们在结构、业务上的异同。6.研究黄海社的经营（经费来源、有什么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盈利被用于了什么，工资来自哪里），黄海社的相对独立性在当时是唯一的，因此是典型案例；7.

“预设”的结论

“永久黄”团体是靠雄心和理性驱动的。一方面，范旭东展现出极强的事业心，他希望极大地扩张团体，建立塘沽和四川两处工业中心，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构思了十个新的工厂，为战后中国服务，这展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宏大的想象力。另外，范旭东希望他离开后，中国不仅有化工厂，还有发达的科学，他在和孙学悟的聊天中提到，“永久黄”的基础工业是转移风气、培植科学研究的工具【孙学悟，追念旭兄】，这体现“发展科学”（或让科学生根）才是范旭东等人本质上关注的问题「因此认为“永久黄”的成就仅仅是盐和碱是不够的，即便他们并未让科学在中国生根，但他们的努力和失败的原因应当被总结，以供今日参考」。另一方面，“永久黄”的决策者是一群极度理性的人，他们希望维持团体的相对独立性，因而拒绝四大家族和国民政府的资本注入；为了让学术研究工作独立，他们约法三章禁止永久控制黄海，它们之间只存在合作关系，黄海只对自己和客户负责；为了确保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永利可以延后交货时间，停下和调试产线「这和跃进的大炼钢铁，如今的大炼芯片反差明显」；根据社员的会议，黄海社从不布置研究任务，社员多自行选题，这不是因为孙学悟实行无为而治，而是他了解研究需要时间，并厌恶急于求成的作风。“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第一条即为：“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相信科学做到了极致「和今天某些企业和大型研究机构声称“尊重科学”，但是外行领导内行、不遵守科学基本规律、制定不切实的计划、对上绝对服从形成了强烈对比，前者和后者都具有雄心和想象力，只是理性属于100年前的人们，为了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这些对比在最终论文中并不是必须的，如果需要可以点出」。

当然，“永久黄”闻名于今的是以其工程师侯德榜命名的“联合制碱法”（旧称“侯氏制碱法”），。

以其工程师侯德榜命名的“侯氏制碱法”也被传为艰苦环境下取得独立自主技术的一段佳话。

范旭东、侯德榜和孙学悟等人希望科学在中国生根的信念感如此之强，但为何联想到近代中国如此庞大的化学工业实体，我只能把侯氏制碱法脱口而出。本研究的目的是彰显“永久黄”团体在近代中国科学上的贡献，此贡献不仅包括学术研究成果、工业产品等显然的贡献，还包括它在培养学术人才、塑造科研模式（形态，即一项研究是如何开展的）、维护学术研究独立性等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无法用“尊重科学”一言以蔽，因为在说出“尊重科学”时，不信任科学的行为已经发生，这种行为需要通过权力的限制实现。研究“永久黄”团体的失败。

本课题的学术意义是，从启蒙的视角认识民国时期我国第一代科学家孙学悟对科学的思考，对中国移植和发展科学的思考，及其让科学“生根”的努力，为当代科研实践提供经验；现实意义是，在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整理“永久黄”团体在近代中国化学和工业领域的成就，

孙学悟：愿科学在此生根

孙学悟（1888年10月27日–1952年6月15日）字颖川，山东省威海市孙家疃人。孙学悟是中国近代“永久黄”团体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下简称“黄海社”）的社长，是中国化学工业研究的奠基人。

作为黄海社社长，孙学悟既是科学的提倡者，也是科研的从业者，因此他对中国科学的思考富有洞见。为了使科学在中国“生根”，他一方面呼吁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改革自然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带领黄海社开展急需的与本地化的化学工业研究，在微生物、冶金、无机和有机化学方面成绩显著。在此过程中，孙学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相对严厉的批评转向实用主义的接受和改造。

关于孙学悟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陈歆文《我国化工科研工作的奠基人——孙学悟》简单介绍了孙学悟和黄海社的成就，其中引述了孙学悟部分关于科学的思考。青宁生《我国应用微生物学的拓荒者——孙学悟》简要回顾孙学悟的成长经历、主要科学成就，简要介绍了其“工业的基础在科学，科学的根本在哲学思想”的观点。郭世杰《侯德榜和孙学悟的科学观、工业观新探》《从科学到工业的开路先锋——对侯德榜和孙学悟的科学观、工业观以及“永久黄” 团体中人才群体的考察》较全面地引述和归纳了孙学悟对于科学和工业的看法。李秋林《孙学悟实业思想研究》《化工事业奠基人——孙学悟》概括了孙学悟的“实业思想”，分析并总结了它的形成过程与当代价值。高洪亮、闫小红《“近代化工界的圣人”孙学悟》简述了孙学悟的生平。方心芳《怀念良师孙学悟先生》富含情感地追忆了恩师孙学悟，他将孙学悟提出的科研任务总结为“调查研究实际需要问题”和“培养科技人才”。以上研究较全面地介绍了孙学悟的生平和主要成就，部分研究转述和归纳了孙学悟关于科学的思考。

本文希望明确孙学悟“科学生根”的概念，按照内容为其思想划分阶段，并初步讨论孙学悟有关科学思考的历史坐标。本文除了考察孙学悟的公开文章，亦将其日记和书信纳入核心史料，重新考察孙学悟对于科学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以期为理解孙学悟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希望将同时期的思想引入比较，并进行评价，避免以述代作成为孙学悟的语录。

一、什么是“科学生根”

1932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开始，知识分子开始把拯救中国的愿望变成大众运动，“多数科学家为科学精神在中国社会和大众中生根而尽力”[任定成，在科学与社会之间，p. 55–56]。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提出“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两大要求：科学必需考虑社会的需要，社会应按照科学的方法和规则进行改造。此外，这场由国民党官方主导的运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操控者希望利用“科学”，树立社会秩序、宣扬传统文化、建设当下和未来。科学化运动剥离了批判精神，而非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强调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分野，将人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陈首，新文化运动与科学化运动中的“科学”]。孙学悟关于科学的论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他关于中国科学发展情况的批判异于科学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他代表了科学或化学研究者的一种心声（对此结论存疑，因为《独立评论》有其他人同样持批评态度，但轻视科学社会价值，强调科学本身发展的人的确是少数）」。

早在同年5月，《独立评论》创刊，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等发起人和撰稿人希望通过这份杂志讨论中国面临的国家和社会问题[任定成，在科学与社会之间，p. 57–58]。1933年，孙学悟在发表于此刊的《提倡自然科学教育的几件急务》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科学的生根问题。

中国提倡自然科学的方法太笼统，没有整体规划，更没弄清各种举措孰先孰后，没注意欧美科学发达的来历。几十年来栽培了一颗无根而望枝叶繁茂的自然科学之树。[《提倡自然科学教育的几件急务》，1933]

孙学悟：中国化工研究的奠基人/孙学悟：“黄海”无名三十载

「本工作开始于2024·12·7，孙学悟小传」

一、漫漫求学路

孙学悟19xx年生于山东威海，先在私塾中读完了小学，随后进入英国人办的工学读书，然后远渡东洋前往早稻田大学读书，随后回国，又去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xx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班，19xx年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攻读化学博士学位。19xx年，他完成题为《（）》的论文，获得化学博士学位。

他并不喜功好利，比如他只希望做一个普通的中国科学社社员，而不谋求会长等职务，他喜欢撰写一些科普性的文本而非如何发展科学的批评与见解，后者主要见于他在“永久黄”团体内部的文章。他虽同任鸿隽等人考察过四川，规规矩矩地写过一篇考察报告。他虽同xxx一起撰写过中国科学社的一次会议纪要，但这些不是主要的。

1915年回国后被聘为开滦煤矿（该时期的文献资料？？？）的技术人员，192x年被引介到久大，之后黄海社成立，他成为社长。

孙学悟参与组建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档案馆编. 《山东大学大事记 （1901-1990）》 1991]

二、加盟“永久黄”

孙认为海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海是一个资源库，制盐制碱均需要从海水中汲取。另一方面，海代表了一种冒险的精神，我猜这和孙学悟的几次出海经历有关，也与他生于威海之滨有关，他将水手的歌谣与闽台的江湖小调做对比，认为前者给人一种冒险和催人奋进的感觉，后者则是充满市井气息，油腻且圆滑。他认为中国人应当向往海，中国的未来在海洋。

19xx年，兄弟经营的酒厂困难，他立项研究酿酒。

孙学悟身形苗条，无论是在长袍下，还是身着西装，都给人一种文人的感觉，而非商界精英或政客。他身材高大，比侯德榜和范旭东都要高。

孙学悟一般会以学者的形象示人，他的见解总是学术的，他是一个学术专家。他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探索中国为何缺少必要的学术研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审视中国古代哲学，在黄海社创立哲学研究部，探索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否存在。他在团体中被称作西圣，因他熟悉西方的习俗，他也有足够长的海外留学经历。他参与的研究包括不限于菌学方面的研究。

孙学悟不喜欢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他喜欢像亲吻朋友那般直抒胸臆。

他并不多发表学术文章，可考的资料显示他仅与社员芳心芳协作撰写过几篇菌雪方面的文章。我至今仍不知到他的学位论文是什么。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根据孙学悟后人的回忆，孙学悟和妻子一直保持相濡以沫的关系，即便在其后人看来，孙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而其妻是一个普通的未受过教育的人。为了纪念范旭东，他在黄海社创立哲学研究室。在朋友家遇到故交，醉酒后则会和其亲吻，以示珍重和激动。

三、醉心说科学

慢what can i say

孙对中国的化学教育一直有意见，他曾用三篇文章锐评了后者。首先，他认为没有实验就开展不好化学教育，学生不动手就会热衷于玩弄理论，一方面不懂工业，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动手从事工业；中国传统上轻视动手，动手实验和制作教具可以让学生和物质接近，我理解就像疏远之后的亲戚也会是陌生人，孙学悟就认为中国的学生和物质就是疏远的亲戚。动手还可以让学生认识到生活中处处是化学。其次，他认为化学命名一直没有讨论出来最终的结果阻碍了化学发展。最后，他认为既然中国有“五行”概念，那么就可以取过来为化学所用，用科学解释“五星”的元素，可以增强民族自信，让中国人认为中国一直就有关于化学的研究，这样情感上不至于疏远。总之他想拉近中国人和物质的关系，引导中国人接近物质。

孙学悟认为中国科学在当时不能好好发展的原因是缺乏真理的概念，

孙学悟批评科学在中国科学发展的现状

1919年，孙学悟归国协助张伯苓筹建南开大学理学系，并与当时来到南开学校（可能是南开中学[“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梁漱溟，深思与省悟，109页]）教授国文的熊十力相识。1946年8月，黄海社附设哲学研究室，孙学悟聘请熊十力主持工作[孙世杰，黄海钩沉，323页]。熊十力一直有创办一个民间性哲学研究所的想法[龚静染，花盐，263页]，而就在同年春夏之交，他刚刚拒绝了蒋介石的资助，因为他不愿沾染国民政府的污秽气息[德安县政协，《德安寓贤熊十力》，286页]，黄海社设立的哲学研究部恰好符合他对“民间性”的要求。1947年1月15日，熊十力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达了他想要离开黄海社的意图，并在随后的春天正式离开黄海社。熊十力离开黄海社，除了受到时局、资金等外部原因的影响，还有更为根本的内部原因，即他与孙学悟在目标上存在差异，且在核心观点上也存在分歧。

孙学悟希望通过哲学研究，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界是否具有产生科学的要素，而熊十力则旨在揭示科学并非万能，其发展须借助儒家哲学的指引与补充。首先，熊十力误解了孙学悟的意思。在《中国科学与西洋哲学》中，熊十力记载了孙学悟曾向他请教，为什么中华民族的科学思想并不逊于西方，但自秦朝以来的两千年间，中国却未能发展出科学。我认为，这不过是孙学悟的一句感叹，或类似于李约瑟式的宏大提问。然而，熊十力却将这一疑问解读为一种历史陈述，认为中国确实曾拥有深厚的学术思想，只是自秦以后逐渐失传。基于此，他提出了“欲移植西洋科学于中国，必于中国固有哲学”的结论。其次，熊十力认为孙学悟赞同他“科学不可无根生长，当于中国哲学觅其根荄”的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孙学悟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缘起》中提出“故欲移植自然科学于中土，须先究中国哲学思想界是否储有发生科学之潜力”，但他关心的是中国哲学思想界是否具备发展科学的潜力，而非明确认同中国传统哲学中本身蕴含产生科学的要素。事实上，孙学悟从未主张科学应根植于中国哲学。1942年，他指出中国哲学“侧重于人的心性之探究，于物质之研究，向来视为末节，存在不论”，因此认为中国哲学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孙学悟，《二十年试验室》，1942】。1950年，尽管他提出了五行科学化的尝试，但这更具实用意味。他主张借助五行的哲学概念，是为了培养民族自信，让国人感到亲切和认同。孙学悟或许出于学术自由的理念，或者基于朋友间的情谊，并未对熊加以干涉。尽管章程上熊拥有自主选择研究主题的权利，但这种研究方向确实与黄海社和孙学悟的初衷产生了偏离。

作为哲学家的熊十力，对科学的理解相对有限。他曾提出“科学只能研究现象，无法认识事物的根源和实相”的观点。在他看来，科学无法体悟“无生而生”与“生而不有”的玄妙意趣。这显然反映出他对实验室研究和仪器操作等科学实践的具体内容缺乏深入了解。当然，也不排除熊十力清楚科学从业者的实际工作，而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或许是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在探究终极问题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性。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熊十力对孙学悟后期思想的影响。在孙学悟的人生后期，尤其是哲学研究部创办前后，他的哲学观念显现出更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1950年，孙学悟曾提出将“五行”概念科学化的主张，这一提议与熊十力思想的影响不无关联。然而，孙学悟认为，这种做法仅仅是一种培养科学信仰、普及科学概念的手段，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仍需向西方学习和借鉴。

四、未结之心愿

作为山东人，孙学悟酒量“素宏”[海王，1933年，5卷，31期]。1945年，范旭东去世后，为了筹措资金并解决黄海社的归属问题，孙学悟四处奔波，全力以赴推动“永久黄”的事业发展。在此过程中，他难免需要与政客、商人频繁应酬推杯换盏。即便那时他已察觉身体异样，恐怕也无暇顾及健康。孙学悟后来患上胃癌，这或许与当时的辛劳与应酬密切相关。

1952年新春伊始，孙学悟在同仁医院与竺可桢会面。当时，他还能下床行走，胃口也相当不错，两人还聊起了对“三反”的一些看法。他并不知道自己罹患胃癌，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竺可桢全集，12卷，561页]，仍精神十足地告诉侯德榜、李烛尘等老朋友：“我一定要恢复健康，参加到振兴中国的化工事业中去!”[孙继仁. 父亲我们怀念您. 孙学悟P61~776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 ]。

1952年6月15日，孙学悟在同仁医院与世长辞，享年64岁。

范旭东评价他是“沉下心,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学术技艺的人”。

批评与建构：孙学悟和中国科学的生根修辞

「本工作完成于2024·9·22，CIPSH讲稿」

摘要　本文探讨孙学悟对于中国科学“生根”问题的批评和建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共享一种生根修辞，即用生根比喻中国科学本土化的程度。他们批评中国科学没有“生根”，中国科学社主要创始人任鸿隽认为科学的基本概念是根，物质文明是枝叶，批评中国人注重枝叶的效用，忽视本根；自然科学刊物《自然界》批评科学之于中国是舶来品，强调了科学中国化的重要性；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孙增爵认为纯粹科学是根，应用科学是果实，批评中国人轻视纯粹科学，目光短浅。孙学悟批评中国科学是一棵无根而望枝叶繁茂的树，即中国人重视作为枝叶的工业，而轻视作为根的科学，他呼吁中国人关注欧美科学发达的来历，明确科学是工业的基础。他批评此前中国提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笼统的，因而他构想了一个“时间性的程序”，通过哲学和科学的研究、科学教育、培养人才和兴办工业，完成科学的“生根”。

关键词　孙学悟，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科学生根，科学本土化，科学中国化

对近世中国而言，科学是舶来品。19–20世纪的贸易和战争让中国人意识到工业的威力。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官员发起的洋务运动（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没有产生明显成效，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更深刻的变革，所以开始提倡科学。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宣扬了科学与民主，1923年的“科玄论战”掀起一场哲学和科学的讨论。20世纪20–30年代，提倡科学成为一种潮流，时人评价“近以社会倾向故，人莫不喜高谈(harangue,[həˈræŋ])科学”。这表明讨论者群体庞大，且大多水平不高。学者赵津也指出了后者。由于科学发展并不乐观，批评科学发展情形的声音增加。“生根”修辞就是用树或植物比喻科学，用于批评中国人重视作为枝叶的工业，轻视作为根的科学。这种修辞强调了科学发展中何者更为本质。

孙学悟、任鸿隽、曾觉之等人都是该修辞的使用者。孙学悟作为当时中国罕有独立研究机构黄海社的社长，既是研究者，又是化工从业者。他对中国如何发展科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与其他人相比，孙的观点更有建设性，他不仅强调科学发展中，科学本身、学术研究和科学教育是更重要的，而且提出中国需要一个“有时间性的程序”，学习西方科学发展的步骤，按部就班（follow the prescribed order）。这是他作为科学从业者的独到见解。纵观孙学悟的整个生涯，他一直在探索科学在中国发展的途径。他多次使用“生根”修辞，因此弄清孙学悟使用该修辞究竟在说明什么，对于理解孙学悟对中国科学的构想，甚至“永久黄”团体在中国发展科学和工业的雄心是必要的。

本报告将先讨论科学生根修辞的代表言论，同时回顾20世纪前30年中国提倡科学的情形，讨论孙学悟和其他使用者的差异，然后总结孙学悟所强调科学发展的“时间性程序”，最后讨论孙学悟这一思想的历史位置。

虽然以往已有关于孙学悟思想的研究，感谢他们，我从中获取到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但是，这些研究没能反应孙学悟思想的独特性。而且孙学悟“实业思想”的结论值得商榷，它忽视了孙学悟对科学在中国的广阔视野。

本报告借鉴了郭颖颐的知名研究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以及赵冬的On Modern Science's Localization Practice in China。它们补充了本报告的历史背景。

什么是生根？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根据剑桥大学的词典，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定义。当一个事物生根，它即被建立并得到了稳固。接下来看看它是怎么用的，我挑选了较为典型的例子：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的社长，用枝叶比喻物质文明，批评中国人多关注后者而忽视前者，呼吁国人重视科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
孙增爵，他是当时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将纯粹科学比喻成植树、垦荒，批评中国人轻视纯粹科学，目光短浅。
孙学悟，我想无需过多介绍他，将中国科学比作“一棵无根而望枝叶繁茂的自然科学的树”，声称当下最紧迫的是发展自然科学教育 。
首先，生根修辞是在highlight发展科学需要注意其中更根本的元素，比如科学本身、纯粹科学等，而工业、科学应用等则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它比直接批评中国人轻视纯粹科学，重视工业科学更具雄辩力和讽刺色彩（ironic）。

孙不仅批评了中国科学界，还批评了科学的提倡者，他说以前自然科学提倡方法是笼统的。
实际上孙并不是第一个批评科学提倡者的人，曾觉之早在1931年就批评中国表面上推崇科学，实则缺乏科学，并将这一问题归咎于科学的提倡者。曾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他将《海底两万里》译介到中国。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前30年的科学提倡，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科学提倡并非笼统的，甚至是具体的。其中既有关于科学的一般提倡，也包括对科学精神、宗旨和方法的提倡，还有对科学教育、研究、应用和科普的提倡。

孙学悟和曾觉之在批评什么？他们批评的是中国提倡科学的一种状态，人们由于传统信仰的崩塌紧紧抱住科学，却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出于羡慕西方物质富足而对科学的提倡过于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忽视了科学发展的步骤。孙学悟更直白，提出中国科学需要借鉴欧美制定一个“有时间性的程序”。至此，孙学悟的科学生根修辞明晰了。它首先被用于指出科学发展中有更本质的要素，其次被用于强调科学发展就像树的生长，需要经历一个自然过程，在科学没有生根时，要求科学界结出工业果实是妄想。后者是其他批评者没有说明的。

孙学悟认为科学需要怎样生根呢？他没有在该文继续讨论。在阅读了他的更多文章后，我初步整理了他的“时间性程序”，当然这不是本次汇报的重点。
他认为要让科学生根最紧急的是科学教育。在整个过程中，科学研究处于最根本的位置，是树根；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是树干；科学应用和工业是枝叶。另外哲学是这颗科学之树的土壤。

孙认为科学教育的教材来自学术研究，人才也需要通过学术研究培养，因此排在最先的是学术研究。孙学悟强调人才，尤其是中层人才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研究和工业的承担者，因而需要通过科学教育培养人才，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排在第二位。

最后是工业，孙认为工业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工业是大多人才的最终归宿，没有与研究匹配的工业，人才就无所事事。孙学悟强调了哲学土壤对生根的必要性，他研究中国哲学是为了探究中国究竟有没有科学生根的土壤，结果发现如果中国不能转变传统的观念，即轻视认识物质和动手，以及建立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科学就不能生根。从哲学、科学，到科学教育、人才培养，最后是工业，构成了孙学悟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设想。

我并不只想强调孙学悟的思想有多么独特，因为这样会忽视历史的细节。正如其他人的科学提倡并非如孙所说那般笼统。但孙强调按部就班地发展科学，并用生根做比喻，的确是形象且洞见的（insightful）。
孙学悟确实是独特的，因为他是当时罕有的既从事科学研究，由与工业保持紧密联系的人，史料表明他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知名化工企业永利公司的soda制造。在当时没有人比他更同时了解化学和化学工业，如果有的话，侯德榜，他们是要好的朋友。
值得注意的是，孙学悟的整个生涯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今天所重点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阶段，即他批评中国科学没有生根的时候。我将继续研究在孙ideas的影响下，黄海社为何会成为战乱中国最富有成效的私立研究机构，以及“永久黄”团体共有的信念如何影响了团体的发展。
我相信“永久黄”团体的科学探索与他们的工业成就同样值得被纪念，甚至更为重要和根本。

已完成的工作

• 粗读《钩沉：「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阅读《威海文史资料第四辑——孙学悟》《环翠文史资料——孙学悟专辑》

•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

• 孙学悟文章阅读和小结

•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调查研究报告》阅读和小结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卷宗阅读和小结

• 阅读《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

• CIPSH参会

• 阅读《中国科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侯德榜传》

• 塘沽参观

• 阅读《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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